绿妖周云蓬分手原因(周云蓬中国孩子歌词)

周云蓬专辑

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周云蓬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我要去跳楼我要立即向我的女友提出分手，并祝她幸福我要去杀人杀死我一生中最仇恨的人我无所畏惧，吃泥土，喝阴沟里的水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我给父母打电话，启拍判告诉他们以后多保重我要想办法毁掉一个纯洁无辜的姑娘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我立刻加入基督教我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城市永远不回来我一直喝酒喝死拉倒我要把所有的钱散给乞丐，然后自己去沿街乞讨我得去买个盲杖练习上厕所我吃饭睡觉一如既往地生活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我要托人到乡下买个善良的媳妇我天天睡觉梦着过去的日子我白天微笑夜晚咬牙切齿诅咒全世界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俺幻想能有一个心灵美丽的小妞爱上俺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我像一只食草动物，阴郁多疑不发出一点声响我下午抱着收音机在门口晒太阳。%￥#......我发呆！像一根阳光下的木头，嘛也不想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我学会吹口琴去地铁悄改卖唱。我不要孩子也不结婚。一个人贺山在黑暗中默默了此一生我吃肉骂人单相思，出卖朋友……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我走遍八千里水路，永远在路上、不断离开我就去神龙架的深处、我去梅里雪山、进入天坑、去藏北无人区以凋零残破的人生，来一次辉煌的豪赌（掌声……）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饿死、冻死，安静得没有人哭泣music

中国当代名人励志故事简短

在当代的众多名人中，各行各业的都有些值得我们了解的 故事 事例，那么当代励志名人事例经 典故 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刘同

有一种孤独是真话只能对自己说，对别人说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假话。

当主持人叫我名字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能说假话，不能说假话……主持人说：“刘同先生，能谈谈你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吗?”

我看着主持人，全场观众看着我，我脑子里全是吐槽的内容，我把想说的话翻来覆去找了一遍，根本找不出一个好听的词语来。

我说：“电影里的歌曲非常好听，你看，我现在都能哼出来。”

主持人不依不饶：“那电影中呈现出来的感情，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感触呢?”

这部电影的大概情态兆节就是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但没说出口。要命的是，两个人的暧昧程度令所有和他俩在一起的人都成了探照灯，一个始终装纯情，另一个一直装无知。

我说：“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你真的遇见一个好的另一半，别磨磨叽叽的，时不可待，不敢说出来的爱，还是因为不够爱。”

主持人接不下去了。临走的时候，公司负责电影宣传的同事狠狠地看着我说：“你说得实在太差了。”我嘻嘻一笑说：“我没说实话就不错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踏实。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不再困惑一个问题——要如何回答别人的问题才能显出自己的好。

记得还没 毕业 那会儿，凡是别人问我意见，我都会尽可能地找到对方的优点进行评述，对此还沾沾自喜过。后来，开始对事情有了自己的态度和分析。每次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很认真地帆桥租说：“是这样的，我对这件事情有几个看法……”

我说得格外透彻、特别诚恳，把自己都感动了，心里想着：你看，除了我，谁还会那么在乎你啊!

某一次参加审片，看了其他栏目组的节目，我仔细记录了一整页的建议，列出了节目里的十大硬伤，以及造成这些硬伤的原因。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才说到第四点，对方节目的制片人已经满脸通红。为什么我那么认真地说出你想听到的答案，你反而不开心了呢?

其实每次我意识到自己身上有某种问题时，就会竭尽全力去调整自己的轨道，让自己不要继续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当我意识到自己总是为了让对方开心而去说假话时，我就再也不能允许自己继续谄媚下去了。

有一年过年回家，我给家里的马桶买了一个智能加热坐垫，我妈偏不要。

我就努力说服她，说这个坐垫有什么什么作用，对你们会多么多么好。

我妈和我吵了两个小时，我脾气倔，我妈就只能用痛哭来表达她的愤怒。我妈一哭，我就傻了，赶紧说：“我说的一直是对的啊!我哪里说错了，你反驳我就是了，干吗要哭啊?”然后，我妈就说：“我管你道理对不对，你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当时我就蒙了。

道理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态度对了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妈在我成长之后，给我上的一堂极其深刻的思想 教育 课。

有时候，道理可以不用说得太明白，只要用正确且对方能接受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观点，必然皆大欢喜。

小时候，因为对事物没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努力让自己看任何事物都有态度。后来慢慢成熟了，理解到即使对事物有了自己的看法，也不必一一说出来，你的态度有时无声胜有声。

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喋喋不休，一种是沉默不语。前者令人厌恶，后者令人敬畏。当你从喋喋不休地解释，到不再用语言去解释，基本上，你的未来不会在“解释”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你只会选择做给对方看。

我们可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则失去了一个人处世的原则。

听到颠倒是非的事情，不必非得解释，只需要“呵呵”。

看到搬弄是非的人，只需要从有他的世界里消失。

冷漠和淡薄，是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最有力的反击。

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再细细回想过去那些令人觉得无助崩溃的时刻，多半会觉得那些事情在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笑谈，你根本想不明白那时的自己怎么会那么纠结，浪费那么多时间。为了让多年后的自己给现在的自己点个赞，请珍爱自己，远离作戏。

作者:柴静

1

我去采访周云蓬的时候，要进绍兴一个公园拍点外景。公园管理处的人看见我们的摄像机，连票都不卖了。穿蓝制服的大姐说：“公园今天维修。”我们说：“拍鸟，不拍人。”“那也不行。”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消吵情况要么上火，要么低声下气求一下，老周站在边上，蔫蔫地问：“鸟也修吗?”大姐被逼得只好说：“也修。”

我们手忙脚乱拿了 介绍信 ，请示她的上级，当他们确认了我们只是拍摄“一个盲人歌手在绍兴的 文化 生活”后，放我们进去了，后面还有三五位很客气地跟着。

进了公园，周云蓬说：“领导是怕鸟有怨，一进门，孔雀跪一地。”

2

绍兴小街光净，桥上的青石头被磨得锃亮水滑，他和绿妖夹着手臂，不用盲杖，走得比谁都快。走过木店，他闻着刨花香，停下脚，让我们买几个新鲜的木陀螺。绍兴雨多，开着电暖气，围着暗红的光搓手哈气，桌上几个橘子，剥皮后又凉又沉又香。雨真冷，我说：“你一个北方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觉得北京像汤，是水和火的结合体，老在加热，在锅里，咕噜噜，老汤，一百年，很浓，“能解饿，但就是不新鲜”。熬到后来，除了金刚一样的人，很多人都被煮成汤料了。

他说：“我老爱在半生不熟的时候蹦出来溜达。”

他说这是他的命。“人的一生往往围着一个动机转。音乐，也是第一句重要，有一个旋律动机的时候，这首歌的命运就注定了。”这个动机从他幼年开始，他妈带着他看眼睛，坐绿皮火车到处跑。“绝望是没有出路，一望一堵墙。不安是不知道看见什么，还有百分之五十。”

“人要被困住了，就想去新鲜的地方。每个地方的味儿都不一样，连鸡叫声都不一样，河南的鸡叫声就比西藏的暴躁些。”

就这么出出进进，停停走走，怕自己被砌在一种水泥模式里。“不管是自强不息式的意义，还是流浪在路上的意义，要是被绑架了，其实都是在表演，哪怕这个词有多好听。”

“人嘛，害怕没拐杖。”我说。

“那也是一种绑架，我后来争取尽量不依赖某一个人或者某个地方。关键要看是不是诚实，如果内心的声音不是那样的，就别那样。”

3

他这种自我警觉性总是很强，用他的话说：“自由就是有权利不断地怀疑，或者有怀疑的可能性，怀疑就是自我更新。”

很多写诗 唱歌 的人不问俗事，老周关心世俗，他写崔健与罗大佑，也是写自己。“不愿意总被群体意愿附体……关键是谁也无法指认哪里才是自我的边界，并且……他们心很软，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地甩开。”

我们在绍兴的小店里吃芋艿，25块钱要了四个菜、三碗黄酒，白米饭随便加。他说：“这要是在北京，饭店不是自己的房子，租金贵，老板肯定说，这还了得，为什么不用地沟油?”

他写的都是这类的感受，没有以世界名著 爱好 者和业余思想家自居，面对公共性问题也是从个人出发：“有人伤害了你的朋友，或者伤害了你关心的人，你也觉得很疼痛，疼痛和幸福都扩大了。”

不过他一边写社会新闻，一边自我责问，觉得这种限时的紧张要求不从容。每周一期的专栏，有的时评写的时候看得出有点急，有锻字炼句的痕迹。一觉得勉强，他就把专栏又停了。

绍兴他家的房后，有条河，寒绿色，他坐在河边的石台上抱着吉他随手拨弄：“生活和弹琴一样，不能只紧，也不能只松，得这么松松紧紧地沤出来。”

中国人现在不管在哪儿，总像老周说的，有那种“身在外地”的感觉，是一种焦虑。像地下河一样，日夜都不停，焦虑都不自知。

民谣里头有这个千百年来的味儿，张佺、玮玮、小河、__、马木尔……唱的都是自己的窝。人要没有这几根沾土的草茎连着，活着活着就干枯了。

“啊，黑拔拔的天，好大哦”，就这几个字，这么一个调，从古到今的苦乐哀愁在里头，但人听了能有一个宽解，就是老周说的“人不是完全活在当下，你有很多延伸在古代里面，也伸在未来，是一个纵深的、完整的人”。

人活着，情动于衷，嗟叹不足，歌之咏之，只要槐花还开，杨柳还摆，风还吹着小月亮，民谣就还在，它会自己长，带着腥味儿从硬土里拱出来，白天黑夜，种子被鸟带走，被风吹来，带着青湿之气，它自己要找出路，绳子捆不住，石头压不了，把水泥地淹了，钻过篱笆，在水边暗暗会合，蔓得千枝万枝。

它不与什么对抗，它就是要按它的一股子天性自在地长。

在绍兴他写字的窗子底下，周云蓬指给我看过，小木窄门里头那个老太太用电子琴伴奏唱革命歌，气壮山河，日夜不息。他写：“我起初放雷鬼、死亡金属，加以对抗，都不管用。后来想起邓丽君，找了一张邓丽君全集。”

一腔自顾自的柔情，把火红焦亮的东西都渗透了，浇得没声了。

4

有天我在《收获》上看了史铁生写给王朔的信，觉得写得实在好，非跟谁分享一下不可，就突兀地发给周云蓬看。

史铁生和王朔谈的是信仰，这种事最难谈，人人各有 经验 ，我非要说我天眼开了，你也否认不了我的经验。这种个人看法旁人很难置喙。但史铁生的信写得又平实，又幽默，又痛快，他说自己很多事也没想明白，但人和人谈话，不是比高低。他反对绝对武断，“行嘞，听我的，这事儿我就给你办了”，因为让人不明白的事儿最容易抓人，承诺你一个真理、一个终点，挺容易让人入迷，跟着就走了，可却不能多问，“听我的不得了，老这么问东问西的，咱这事可就瞎了”。

他说：“这里头最容易孕育一种霸道。”

史铁生觉得“但凡全能的或者宣称全能的，我都听着邪乎”，他觉得没有一条路是有终点的，只能是这么走，碰到什么拆解什么。

我是觉得周云蓬在这点上和史铁生挺像——诚实。我想了想，诚实是什么?诚实就是精神上的一贯性，不相信什么突变和顿悟，对别人手拿把攥的东西，总要有一点疑问。他跟我说过：“要像划船一样，自己有个舵，不要逆流而上，那也是一种做作。但是允许个人把舵左偏偏，右偏偏，船为什么要有这么个东西?因为个人有一方向，人要有一点调整。”

所以他在“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之后加了那句“永远不听话”。不相信谁定的方向，只愿意见招拆招，这样才不会被什么绑架，包括自我。

我们采访结束告别的时候，很多人一起吃饭，大家忍不住夸“老周是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他比我们明眼人看得还清楚”。

周云蓬听了一会儿，朗诵了一句“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吧”。

众人哄笑而散。

杨斌今年45岁，18年检察官生涯后，2023年3月16日，她向广州市检察院提出了辞职，4天后，辞职被批准，她承认时间短得出乎意料。

公门里头好修行

新世纪以后，杨斌大概是广东最有名的检察官。她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从中央台到地方台，检察官杨斌都会从容地在镜头前诉说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体制内升起的明星，她却并非体制特意塑造的“高大全”，相反，一开始，她是作为体制的异类，被舆论发现的。

听闻她的人都知道，这要追溯到一起10年前的旧案。

一位年轻的母亲周模英，她的丈夫每天外出打工，她则被困在广州的出租屋里，独自照顾3个孩子，大的4岁，最小的只有9个月。无钱生活。而厄运总是袭击弱者，刚刚出生9个月的女儿生病了，年轻的母亲花掉了所有积蓄，可疾病还是反复发作，她在一天深夜，将自己的女儿溺杀在城中村边晦暗的河水里。

作为案件的公诉人，杨斌并未像通常检察官做的那样，以此定罪起诉，宣告她的“罪不可赦”，反而念着自己写的公诉词，她泣不成声，请求法庭能从宽处理。她的同情缘于一个自己永远无法解答的疑问，若是易位而处，身处周模英的绝境，自己能做到哪一步?

“周模英的遭遇，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剧?”不久，杨斌的公诉词流出庭外，在“不专业”与“作秀”的质疑中，对制度的拷问和对弱者的同情，迅速击中了这个时代的痛点。5年后，2023年底，被告人周模英提前出狱，登门跪谢，彻底让杨斌成为舆论的宠儿。

一个体制内人物，不是“千人一面”，不是唯唯诺诺，反而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法律之上，还有永恒的人道主义——这份个性，让她的形象凸显了出来。

她的父亲给她说过一句老话，“公门里头好修行”。这话在杨斌的事业中有了第一层解读，“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我们的位置和身份意味着我们手里握着或多或少的资源，我们是可以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的。”而体制的冰冷，让她甚至觉得，身处公门，有一种原罪，她该做些什么。

向杨斌求助的人多了起来，她的办公桌上时常堆着上百封的求助信。

公门里头好修行，对杨斌来说，也就有了第二层的体会，“在公门里，做一点点好事，就会被放大，被戴上光环。”

这句话有谦虚的成分，但也不无道理。

2023年，杨斌被正义网选为“中国正义人物”。更重要的，则是体制内的承认。她的独特的公诉风格，曾经被批评为不顾大局，庭上乱说话，现在则成了“做好群众工作”，当时的广东省检察长号召“每一位检察官都应该向她学习”。

这之后，杨斌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光辉的一段历史，她开始频频披红挂绿，《铁肩担当公平正义，柔情演绎执法为民》，这样主旋律的先进 事迹 报告 会，她一年内就开了6场，她还当选了广东省党代会代表，成为政法系统内冉冉升起的新星。

它拿真正的坏人没办法，

也拿真正的好人没办法

这是一段意气风发的时期，后来，回顾自己接下来的举动，杨斌说，她只是没有想到后果那么严重，“以前所有的典型都是体制打造的，不依靠体制，一个体制内的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影响力来自于微博。2023年她写下的第一条微博，她就宣告了自己的到场，“我是杨斌，和你分享真正的生命故事。”

其时正是微博问政风起云涌之时。作为体制中人，最吸引眼球的当然是她对体制的批评。

微博开了一个月后，杨斌被通知参加微博学习班;3个月后，领导找她谈话，她不得不取消了实名认证;半年后，她恍然感慨，“因为这个微博，第N次被谈话”。

政治部的同事约谈她，和她商量，现在正在帮你申请荣誉，是不是就把微博停了?——2023年，广州市检察院正在给杨斌申请全国模范检察官，申报材料已经寄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检察系统的最高荣誉。可她不愿收手。

后来，政治部的同事告诉她，最高检没有批准他们的申请。

这是蜜月期的结束，之后，体制停止了对她的宣传。

她被调离了第一线的公诉岗位，不再办案。辗转腾挪的，是在职务犯罪预防处给企业开讲座，借调政法委搞平安广州，然后作为年纪最大的工作人员，和年轻人一起在窗口办公，做档案查询。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一是清闲，二是边缘。她也曾申请调回公诉人岗位，重新办案，但申请却如石落深潭，杳无音讯，没人告诉她为什么。

“这个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它拿真正的坏人没办法，但也拿真正的好人没办法。”

杨斌说，自己是个好人。

生存之道

对于杨斌的辞职，区伯形容是愤而辞职，在微博上为她打抱不平：这是体制的“逆淘汰”，是正义的一大损失，反映出的是体制的阴暗和腐败，社会的悲哀。

但这次，杨斌并不同意他的声援，“我其实不喜欢这样的解读。”她想强调，离开，主要是看到了体制外的广阔空间，她并不是带着愤怒走的。

辞职后，杨斌加入了朋友朱永平的律师事务所，决定当一名律师。

两年前，杨斌创办了天祥关爱基金，为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提供人道救助。这些都需要资金运转。

对于区伯希望她留下的意见，她说自己并非没有犹豫，毕竟，敢言的律师多了去了，但敢言的检察官却没几个。

朱永平倒是对此不以为然，他反而觉得，没有了体制的身份，说话更自由，不会被过度解读。而且，他也不认为，在微博上自说自话，就是一个好的表达方式。他更相信传统的传播 渠道 ，报纸专栏、电视节目、电台广播……他已经想好了，以后要拉着杨斌去这些地方，那里才有她的表达空间。虽然，言论会受到审核，但通道起码更稳定。

事实似乎证实了他的判断，自2023年整顿网络舆论环境之后，杨斌说，微博就慢慢衰落了。她不再每年发出成百上千条微博，有一个月，她只发了5条。

“那我就放弃了呀。”她说。

这样的妥协，也是一种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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